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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的西安事变未解之谜 西安事变真正原因简介

综合庆阳政法

uo;半文半白”,还有“兵谏”二字。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机要人员的回忆内容虽然有所不同,但在首日电中有“兵谏”二字却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《杨尚昆回忆录》中说:“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。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,谈到张学良曾说,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,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:‘必要时进行兵谏。’听了这话,我觉得有点惊讶,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。”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“兵谏”的最早回忆。必须指出的是:这句话可能并非张学良的原话。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后所发的全国通告中,仍然使用“诤谏”而不是“兵谏”。至于事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,张学良更是称西安事变为“一二·一二革命”。

《特工王戴笠》一书说,12月初,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,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:“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,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,内容不详。”戴笠的情报,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。而且,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,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。

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《李克农——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》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:“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,立即报告中共中央。”该书的《序言》表明,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,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,国家安全部办公厅“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。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。”该书虽然强调了“首先”,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,又是如何能够“首先”的。因此,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。

二、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致

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,张学良的机要秘书、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,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,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。迄今为止,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,但也最自相矛盾,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。

1、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

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、在《党的文献》上发表的《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》。文中说,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。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,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。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。搜山寻获蒋介石后,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。

概括刘鼎的第一次回忆起码有三个要点:刘鼎事变开始时在张杨的新城指挥部;他来不及回张公馆用自己电台,只能在指挥部借电台发报;从“凌晨2点多”起,事变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。

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。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《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——西安事变内幕纪实》一书中说:“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,即12月12日零点,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,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,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,但此时却停了电,全城也实行了戒严,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,待电池买回时,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,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。”

概括刘鼎的第二次回忆,也有两个要点:事变开始时刘鼎不在新城指挥部,而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;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。

2、论者的质疑

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,有论者在《西安事变新探》一书中提出了种种的质疑后断言:“可以想见,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,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,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。”质疑虽然有理,但未能抓住要害,更不宜全盘否定,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,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。

刘鼎第二次回忆中的“断电”说是站不住脚的。张、杨虽然事先在全市断电,以切断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,但事变时刘鼎所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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