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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的西安事变未解之谜 西安事变真正原因简介

综合庆阳政法

新城指挥部或张公馆都有自备发电机,所以根本就不受断电的影响。此外,刘鼎作为西安与保安的重要联系人,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。因此,刘鼎第一次回忆的真实性要高于第二次。

三、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地下联络处究竟起什么作用

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,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,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。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,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。9月,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。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,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,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。

地下联络处首先解决西安与保安的电台联络问题。由于当时刘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电台功率都不够大,在收报时因为保安电台的功率大而不成问题,但在向保安发报时就经常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干扰,致使电讯时常中断或模糊不清。为了建立高质量的直达通讯,联络处的地下室新建了一台配备燃油发电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,作为地下指挥部的中枢电台。保安派了曾三、林青、申仲仁等报务人员,来加强那里的收发报工作。当时刘鼎的电台只有一个报务员,叶剑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电台,也只有一个报务员。但地下联络处却要配备三名报务员,正好说明这部大电台不仅工作量巨大,而且还是全天候工作的,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双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,难怪张国焘在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时说:“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。”

王又凯在《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》一文中说:“1936年8月,父亲和叶剑英、彭雪枫、边章伍、潘汉年、吴自立、刘鼎、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,又回到西安。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,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,直接和中央联络,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,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。”可见事变发生时,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,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。

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,发生“兵谏”这样的大事,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,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。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,最终揭开谜团,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。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、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,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,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。

四、西安事变当天,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

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,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。

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。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,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,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,无论是《毛泽**东年谱》还是《周恩来年谱》,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,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。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,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,更不合党的传统。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,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。如果说等苏联指示,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。

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《毛泽**东大系》说:“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**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。毛泽**东说:‘这件事,我们应该站在后面,让张、杨去打头阵。’后来,张闻天、秦邦宪、王稼祥等人提议,给共产国际去电。于是,毛泽**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,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,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、杨虎城和共*产*党‘三位一体’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,请国际从速指示。同时,毛泽**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、杨两将军的文电,对他们进行赞扬。”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。

另据中共**党史出版社的《中国共*产*党创业三十年》记载:“12月12日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,讨论西安事变。”还说会议“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,令各军团加紧准备,待命行动。”

《文献和研究》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《军委主席团电》,内容共两条: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;令各部准备待命。

再据《西安事变新探》一书认为: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,“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,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,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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